“李庭长，您看看这个案件，被告是外国公民，案件标的额较小，但由于调解员无法联系到被告，案件无法进行诉前调解。”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将案件材料交给我后，我再次查看了材料。考虑到本案标的额较小，事实比较清楚，我决定开展调解工作，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，这样对于原被告而言，都能节省诉讼成本与时间。

       考虑好后，我及时联系到原告，进一步确认了被告在包的工作情况。得知被告系青山区某教育机构外教后，我与书记员前往其工作场所进行了直接送达。

       见面后，被告因无法用中文沟通，情绪较为激动，也显得不知所措。在我跟书记员用英文说明来意后，被告情绪稍有缓和，并称其与原告母亲系生意合作伙伴，原告也曾经承诺将案涉借款转为投资款，并且以其目前的收入完全具备履行能力，并非故意拖欠原告借款。

       听完被告的陈述，我一边联系原告及其母亲核实情况并询问调解意向，另一边又向被告介绍我国特有的调解制度在解决纠纷方面的优越性，最终双方同意在正式开庭前，先由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一次调解。

       来到法院后，一开始双方剑拔弩张，互不相让，都认为各自的主张在理，但随着众多细节的不断披露，双方争议的焦点也逐步清晰起来。原来原告母亲与被告合伙经营的店铺亏损严重，原告母亲退出经营时本应按持股比例承担亏损金额，但被告考虑到经营之初原告母亲给予其较多帮助，便由其承担了大部分亏损，故原告母亲退出经营时所取回的部分投资款加上之前的经营分红，与被告所欠原告的借款金额差距不大，且被告认为原告及其母亲是一家人，就应当一起承担责任，因此，依照上述核算方式，被告已无需返还原告借款；且原告亦曾经承诺将借款转为投资款，故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被告均无需再履行还款义务。

       了解到被告这一心结后，我当即向其释明在法律上原告及其母亲是不同的法律主体，承担的也是不同的法律责任，不应混为一谈；而对于被告提到的原告将借贷转为投资一事，则系因双方只是在聊天过程中谈及此事，并未就此达成合意，故不能据此认定原告已将借款转为投资款；再者原被告双方原本就是好友，被告在异国他乡工作生活期间，原告亦曾给予过许多无私帮助，包括案涉借款亦是如此，因此双方都没有必要让矛盾不断升级，再次对簿公堂。

       经过我的耐心劝解，被告仔细考虑后，当即表示愿意履行其全部欠款义务，并当庭交付给了原告。原告收到欠款后，也表达了对被告的感谢。

       一个多小时无语言交流障碍的调解工作最终迎来了圆满的成果，“以和为贵”的“东方经验”所具有的独特魅力，让中外当事人“握手言和”，实现了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       包头作为国家向北开放战略的重要节点城市，近年来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推进，国际经贸往来日益深入，各类涉外纠纷也随之增多，而涉外纠纷往往面临解决周期长，法律适用复杂等问题。那么，如何充分发挥调解这一“东方经验”的优势，用心用情办好关系中外当事人的“大案”“小案”，解决好中外当事人关心的“愁事”“难事”，是人民法院营造公平公正营商环境的责任与使命。作为一名法官，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积极能动履职，以诉源治理的生动实践让调解这朵“东方之花”在涉外民事审判领域绽放。